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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京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开始。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地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寻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东北不断拓展。历史如此发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有关。--> 自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渗透进城市肌理，馈赠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就已出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不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探索河流与城市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究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与水利规划的经典原则，也诠释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交叉点又最易从聚落崛起为城市。理论上，卢沟古渡附近与西山距离不远，又有临河之便，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起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泛滥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北京的滋养在早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时代，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东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东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高地上，诞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样子——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大字：“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就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还有威胁。古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大，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在实地考察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处修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周围农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据《刘靖碑》记载，戾陵堰的堰体结构是用装满大块卵石的‌荆条笼排列而成的，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辅助水坝。遇到山洪暴发时，洪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平缓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书改造带来的变化：每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总计灌溉区域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为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改变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毁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当年，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毁、重修，再冲毁、再重修，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脉络流淌，滋养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尝试。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认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几乎不可能。它的水量变化大，夏秋暴涨，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畅，还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发它的漕运功能？因为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巨大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都城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聚敛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和庞大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大量财富和粮食的消费。 当时，山东、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至通州，为了解决从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还原了当时河道的真实情况：“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不足成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设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地势高，水流湍急，并不适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要是趁机做坏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彻底堵塞它，原本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许可以重建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减少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直接关系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彻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水路畅通的迫切期待。 不过，失败只是历史的局部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自己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建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大规模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地势低洼，时常发生水患，不利于大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规划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为了大都的生命线。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解决运输问题，元代将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当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败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遗迹，让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可以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开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正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选择改造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西南汇入大河，以防止涨水突然涌入而造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长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它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区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员建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过去40余年。 当时，面对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反对，“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认为如果此水可用，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解决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由于“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计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过分段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大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为了给都城提供建材与物资，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之气候变化，下游河床泥沙严重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抗也达到了巅峰。史料中明确记载，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京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将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定”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散落在两岸，构成了一部人与河流对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探寻着共生的平衡点。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往来不息...... 【编辑:刘阳禾】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6日电 受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祝福，中央代表团各分团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地，继续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王沪宁带领一分团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十师北屯市考察，了解兵地融合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美丽连队建设和学生学习生活、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王沪宁表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要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化兵地融合发展，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更好发挥兵团“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作用。在考察兵团香梨高标准示范区时，王沪宁表示，要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推动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方发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考察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时，王沪宁表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扩大职业教育覆盖面，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在考察兵团美丽连队建设时，王沪宁表示，一代代兵团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书写了屯垦戍边的光辉历史，要讲好兵团故事，发扬兵团精神，壮大兵团实力，把兵团建设得更美丽更繁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李干杰带领二分团来到莫尔寺遗址，考察喀什地区佛教发展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在中医医院、高校、产业示范园，代表团了解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教育发展、乡村振兴等情况。随后，代表团前往兵团草湖项目区，考察学校、企业，参观展览，调研教育援疆、企业援疆、兵团基层建设发展等情况。李干杰表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强大正能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雪克来提·扎克尔带领三分团来到金风科技国家风电创新中心，考察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情况。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考察陆港区多式联运中心、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运营情况；在兵团第十一师建工集团，了解综合性建设投资集团发展情况并慰问企业职工。代表团一行还来到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企业发展情况。雪克来提·扎克尔表示，新疆面临新机遇，要有新作为。各族干部群众要把新疆发展的各项工作抓深抓细抓实，牢牢扭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作出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谌贻琴带领四分团考察了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南苑·南泉社区、市文体中心和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同各界干部群众亲切交流，了解新疆70年来的巨大变化和伟大成就。谌贻琴表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弘扬兵团精神，推动兵地融合向纵深发展，切实发挥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增进团结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王东峰带领五分团一行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考察赛里木湖生态环境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前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考察口岸智慧化建设、向西开放情况；走进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了解维稳戍边情况，并看望慰问护边员；来到霍城县惠远镇伊犁将军府，调研文物保护利用等情况。王东峰表示，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协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和维稳戍边取得新成效。要继续发扬各民族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全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加快发展；进一步挖掘和用好文化资源，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振立带领六分团来到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研发和生产情况。随后，代表团前往军垦路街道军垦北路社区，察看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并走进居民家中看望慰问。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代表团来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深入兵团基层连队，考察军垦建设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刘振立表示，要发挥兵团优势，深化农业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壮大优势产业，为推进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党组织功能，积极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群众的质量水平；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兵团精神，不断开创工作和建设新局面。 【编辑:李润泽】